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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肿瘤高发且隐匿，早期缺乏典型症状，一旦确诊往往已是中晚期，防治形势严峻。与此同时，公众对筛查手段、息肉处置、靶向用药等关键问题普遍存在认知偏差，既有人因恐惧逃避必要检查，也有人盲目追逐新药、忽视规范诊疗，科学抗癌的理性认知亟待建立。

2026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医学论坛网独家专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邱萌教授，从筛查金标准、息肉管理、精准治疗决策三个维度，系统拆解消化道肿瘤防治的科学逻辑与临床现实。邱萌教授是结直肠肿瘤精准治疗与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中青年专家，长期专注消化道肿瘤个体化诊疗，在ctDNA液体活检、CAPCET临床研究、晚期肠癌多学科转化治疗领域成果卓著。本次专访中，邱萌教授结合临床经验与前沿研究，就公众关注的筛查、息肉管理及精准治疗决策问题，给出了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权威解答。

邱萌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华西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

四川省卫健委学术技术带头人

现任中国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运动康复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免疫治疗专家组副组长

四川省抗癌协会肿瘤支持与全程管理专委会主委

四川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副主委

一、胃肠镜是金标准

早筛早治降低致命风险

消化道肿瘤的防控效率，首先取决于筛查工具的科学选择。邱萌教授指出，大便潜血检查作为初筛手段，具有无创、简便、低成本的优势，适合大规模人群筛查；但对于潜血阳性或高风险人群，胃肠镜仍是确诊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在于，胃肠镜能够直接观察肿瘤位置并取得病理标本，实现组织学层面的确诊，而CT与肿瘤标志物虽无创，却存在成本高、效率低、无法作为确诊依据的固有局限，在群体筛查中的价值尚未超越大便潜血。

早期肿瘤治愈率与晚期治疗代价的悬殊差距，是强调胃肠镜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早期消化道肿瘤通过手术即可获得高治愈率，治疗路径相对简单；一旦进入晚期，即便通过综合治疗延长生存，治愈率显著下降，患者需承受更大的身体创伤、经济负担与生活质量损耗。临床上，将不规则出血误认为普通炎症、将体检异常拖延至症状加重，是导致分期跃迁的最常见原因。邱萌教授强调，任何非经期不规则出血、绝经后出血、持续消瘦或黑便，都不是可观察等待的症状，必须第一时间通过胃肠镜明确病因。

同时，肠息肉管理需避免两极化误区：腺瘤性息肉作为癌前病变，需优先切除，仅5毫米以下、形态规则的非腺瘤性息肉可暂不处理。息肉切除并非一劳永逸，需依据息肉数量、大小、病理类型制定复查方案，家族性肠癌人群需缩短复查周期，警惕息肉复发恶变。早期消化道肿瘤通过规范治疗治愈率极高，一旦进展至晚期，治疗难度、经济成本显著上升，治愈率大幅下降，早筛早治是降低消化道肿瘤死亡风险的关键。

二、基因检测赋能个体化

MDT破解晚期诊疗困局

精准治疗时代的核心转变，在于治疗决策从“基于器官”转向“基于分子”。邱萌教授阐释，“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本质，是依据肿瘤基因变异特征匹配最优治疗方案。以肠癌为例，即便病理类型相同，携带不同基因变异的患者对同一靶向药物的疗效可能截然不同；反之，肺癌与肠癌患者若携带同一可靶向基因变异，则可能共享同一种靶向药物并获得显著疗效。目前肠癌临床决策的核心基因标志物包括Ras、Braf、MMR/MSI状态、HER2、POLE及NTRK等，其中部分罕见变异（如POLE、NTRK）在人群中的发生率仅0.1%至1%，但对应的靶向药物疗效极为确切。

基因检测对晚期肠癌患者的意义尤为关键。邱萌教授指出，晚期患者的治疗选择必须建立在基因分型基础上，通过精准筛选实现方案优化。其团队开展的CAPCET研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针对Ras/BRAF野生型患者探索新的化疗联合靶向组合，旨在为临床提供更多可及且便利的治疗方案。此外，ctDNA液体活检在局部晚期（I至Ⅲ期）肠癌术后微小残留病灶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追踪血液中基因变异状态，预测复发概率并评估辅助治疗的临床价值，为术后治疗强度决策提供动态依据。

三、晚期肠癌的“治人”先于“治病”

晚期肠癌是否等于绝症？邱萌教授以临床数据纠正这一认知偏差。结直肠癌属于进展相对缓慢的肿瘤，转移部位直接决定预后分层：肺转移进展较慢、对器官功能影响较小；肝转移进展较快；腹膜后淋巴结及腹膜转移则预后更差。部分晚期患者通过多学科综合治疗仍可能获得长期生存甚至治愈机会，但前提是严格筛选适用人群，基因型良好、转移器官局限（1至2个）、肿瘤负荷可控、身体状况耐受综合治疗且对药物治疗反应良好的患者，才具备通过局部手术联合全身治疗实现根治的可能。

多学科诊疗团队（MDT）是晚期肠癌决策的核心模式。邱萌教授指出，MDT由结直肠外科、肝胆外科、胸外科、影像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及营养支持团队共同参与，通过全面评估肿瘤范围、浸润程度、分化程度、基因状态及并发症，为患者制定系统性治疗路径。其关键价值在于打破“手术优先”的单一思维定式，对于肿瘤广泛播散、负荷较大的患者，先行系统性治疗控制全身病灶，比盲目追求局部切除更为合理；对于基因型极差（如BRAF突变）的患者，术后复发率接近90%，需先经药物治疗观察肿瘤反应，再评估局部干预时机与可行性。

在治疗强度的决策边界上，邱萌教授提出“治人先于治病”的核心理念。肿瘤医生的决策底线有三：其一，经临床研究明确无效的方法不应推荐；其二，未获验证的方法需充分告知不确定性与利弊；其三，专业共识已确立的优先方案应优先向患者说明，因为这是获得最佳结局概率最大的路径。临床上“停下来”与“再拼一把”的抉择并无统一标准，往往需在治疗后果显现后才能评价。邱萌教授分享了两个年轻患者的对照案例：一位罕见基因型患者通过基因检测锁定靶点，经免疫治疗联合手术实现病理完全缓解；另一位印戒细胞癌患者虽家属积极求治，但因肿瘤生物学行为极差、现有治疗疗效有限，最终遗憾。两个案例的显著差异表明，医学决策本质上是概率学，医生与患者应建立战友般的信任关系，在MDT团队支撑下共同面对不确定性。

结语

当前消化道肿瘤防治，已从单纯的疾病治疗迈向早筛、精准并重的新阶段。邱萌教授在本次专访中，以扎实的临床经验和前沿研究成果，系统解答了公众最关心的筛查、息肉管理与精准治疗问题，传递了科学、理性、个体化的抗癌理念。

正视胃肠镜筛查价值，是守住早期治愈的第一道防线；科学管理肠息肉，能有效阻断癌前病变进展；依托基因检测与MDT模式，晚期患者也能获得最优生存获益。而“治人先于治病”，更彰显了现代肿瘤医学对生命质量的尊重。

视频链接：胃肠镜不可替代，精准治疗因人而异——邱萌教授解码消化道肿瘤早筛与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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