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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V 百姓健康频道

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482万例，其中消化系统肿瘤占比近四成，肝癌、食管癌、胃癌的发病人数占全球将近一半。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回答的严峻命题。

与欧美和日韩相比，中国的消化道肿瘤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致病原因截然不同。高盐饮食、腌制食品、滚烫的茶饭、油炸煎烤，加上乙肝病毒与幽门螺杆菌的高感染率，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风险图谱。沈琳教授指出，病因不同，从发病特征到治疗反应便存在系统性差异，防治策略必须因地制宜。照搬西方经验，此路不通。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乙肝疫苗的普及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肝癌、食管癌、胃癌的发病率已在逐年下降。但这只是序幕，真正的攻坚战，在于如何治疗那些已经发生、且生物学行为更为复杂的“中国癌”。

16年“冷板凳”

从国际屡遭重创到中国方案突围

时间退回十五、六年前，全球消化道肿瘤的治疗研究几乎陷入停滞。沈琳教授回忆，当时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屡遭重创”。不是因为中国专家不努力，而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远超预期。胃癌、食管癌的病因、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肿瘤的微环境特征，在当时尚未被充分认识，导致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探索频频失败。

面对接连受挫的局面，沈琳教授带领团队选择在多个主攻方向上同步布局。从2010年起，他们率先锁定抗HER2靶点，此后中国所有抗HER2新药的临床试验均由该团队牵头完成。同时，他们与外科专家合作，将新的治疗手段从晚期末线逐步推进到二线、一线乃至围术期，使中国胃癌临床研究整体迈入全球顶尖水平。

最能说明这段历程分量的，是团队针对一个极罕见亚型长达十六年的持续攻关。在胃癌患者中，有一类仅占2%至3%的人群，特征为Met基因扩增，患者多为年轻人，极易发生骨髓转移、腹膜转移和癌性淋巴管炎，对现有药物治疗几乎无效。对于这样一个极小众的靶点，沈琳教授团队没有绕行，从发现靶点到推动药物研发，历经十六年历程。“今年就要获批适应症了，”沈琳教授告诉采访团队。这意味着，那些曾经被判为无药可治的极少数患者，终于等来了专属的治疗选择。

沈琳教授用了一个词来概括这十六年——“坚守”。她说，在遭遇一个又一个挫折时，团队必须能沉得住气，坚持下去。从牵头所有抗HER2新药，到推动围术期治疗革新，再到十六年磨一剑攻克Met扩增难题，正是这份坚守，让中国方案从屡遭重创的困境中一步步突围，最终站到了全球前列。

从“两分法”到“四分法”

——精准治疗不是为分型而分型

正是这种对精准治疗的持续深耕，让沈琳教授团队有机会在抗HER2这个最成熟的靶点上，重新审视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HER2“阴性”患者，真的都与抗HER2治疗无缘吗？

胃癌HER2状态的评估，曾长期停留在“阳性”与“阴性”的二分法框架中。阳性患者约占15%，可从抗HER2治疗中明确获益；阴性患者则被认为与此类靶向药物无缘。然而，随着抗体偶联药（ADC）在胃癌领域的临床研究逐步深入，沈琳教授团队观察到，部分HER2表达水平未达到传统阳性标准的中低表达患者，同样显示出了疗效。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新版中国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HER2状态从两分类细化为四分类，以更精确地识别可能从不同强度抗HER2治疗中获益的人群。

但在沈琳教授看来，分型细化只是结果，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临床治疗的可及性。她指出，如果一种分子分型无法对应有效的治疗手段，那么这种分型在临床实践中就没有实际价值。人类基因组计划曾将胃癌划分为四个分子亚型，但至今未能完全指导临床决策，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针对性的药物。反之，只有当新药研发取得突破，分型才有意义——分型是服务于治疗的工具，而非为了分型而分型。

这一逻辑在中国消化道肿瘤新药研发的路径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沈琳教授介绍，中国在抗体偶联药和双抗领域能够走在全球前列，起点恰恰是胃癌这个看似“小众”的切入口。她带领团队牵头完成了首个针对胃癌的抗体偶联药临床研究，该药物在HER2中高表达人群（约占30%）中显示了明确疗效。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如同一颗种子：该药物后续成功授权海外、拓展至尿路上皮癌等其他瘤种，同时也激发了国内双抗研发的热潮。

从PD-1与CTLA-4的双抗，到PD-L1与TGFβ的双抗，再到针对Claudin18.2的双特异性抗体，中国在这一领域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临床医生对新药疗效的敏锐捕捉和对患者需求的精准回应。

免疫治疗：

改写食管癌与胃癌的“生死剧本”

如果说靶向治疗是精确制导，那么免疫治疗则是改变整个战场的生态。这一点在食管癌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沈琳教授回忆，六七年前，食管癌的药物治疗在国际上几乎是零进展，除了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被证明有效，“屡试屡败”。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PD-1和PD-L1抑制剂为食管癌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即便只是延长几个月，对于这个长期没有新药可用的领域而言，也是革命性的进步。部分患者甚至可以实现长期生存或治愈。

免疫治疗带来的更大突破，则是在围术期治疗中的深度应用。沈琳教授介绍，将免疫治疗与化疗或靶向药物联合，在手术前进行短期治疗，部分患者的肿瘤可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肿瘤完全消失了，病理都看不到了”。这意味着这些患者基本实现了治愈。胃癌领域的进展同样令人瞩目：从最初的免疫联合化疗，到如今免疫治疗与各类新靶点药物的联合探索，越来越多的联合方案为患者带来了更长的生存期、更好的疗效和更低的毒副反应。

在这场免疫治疗的全球竞赛中，中国学者在消化道肿瘤领域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沈琳教授指出，中国在上消化道肿瘤的免疫治疗水平已与国际领先梯队并跑。例如，在一项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中，中国人群接受PD-1联合化疗后长期维持治疗的五年生存率，几乎是其他人群的两倍。更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传统上认为难以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PD-L1表达阴性患者，中国团队通过双抗等创新药物，已经获得了明确的疗效数据，相关方案已获批胃癌一线治疗适应症，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沈琳教授进一步指出，有些PD-L1阴性的患者可能同时伴有Claudin18.2等其他靶点的高表达，这意味着他们仍然有其他靶向药物可用。胃癌正迎来一个真正的精准治疗时代，当治疗选择足够丰富，精细分型才能真正落地为患者的生存获益。

从“治病”到“治人”

肿瘤慢病化管理时代的中国方案

当一个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当一项项研究改写国际指南，沈琳教授提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进步最终能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什么？她指出，治疗的终极目标不是冰冷的客观缓解率，而是让患者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

对此，沈琳教授提出了两个“未来愿景”。

第一个愿景，是让肿瘤治疗像管理高血压一样回归家庭与社会。沈琳教授指出，化疗药物的毒性限制了长期使用，因此临床上早已探索“维持治疗”模式——在有效控制肿瘤后，停掉或减少毒性较大的化疗药，用更温和的方案让患者能够耐受、重返正常生活。沈琳教授强调，维持治疗是未来临床实践的重要方向，她特别期待有朝一日，“患者可以带着药回家吃，该工作工作，该带孩子带孩子”。

目前，这一愿景已逐渐走向现实：部分接受细胞治疗的患者，仅治疗一两次后，已三四年无需来医院，生活与健康人无异，即使他们原本的预计生存期只有寥寥数月。沈琳教授认为，肿瘤患者的生命不应被定义为需要苦苦支撑的“剩余时间”，而应与所有人的生命一样，是完整的、可被正常度过的。医生的职责不是为患者“续命”，而是帮他们拿回原本就属于每一个人的、有质量的生活。

第二个愿景，是让每一位中国居民都知道“癌症预防要从年轻做起”。沈琳教授指出，很多人的防癌意识不足，认为这是中老年才需要关心的事。但事实上，人们年轻时的熬夜、饮食无度、作息紊乱，表面上短期内看不到后果，但其持续累积的效应是免疫系统的长期透支。人体每天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突变细胞，免疫系统承担着持续“巡逻”和“清除”的任务。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过劳状态，免疫监察功能就会松懈，那些本该被及时清除的异常细胞便可能存活下来、逐步积累，最终发展为肿瘤。

因此，沈琳教授建议：远离高盐、腌制、霉变食物，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乙肝病毒感染者、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患有免疫性疾病的人群，要做专科肿瘤体检。这些建议指向同一个逻辑：肿瘤是一个“早发现就可以治愈”的疾病，而最好的“治疗”，是从年轻时就开始阻断致癌路径。

从实验室的十六年坚守，到临床研究的全球领跑，沈琳教授带领团队用一个个新药和一项项指南更新，证明了中国消化道肿瘤防治的硬实力。但比这些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始终将“人”置于“病”之上的医学立场。让患者带着药回家吃饭带孩子，让年轻人从第一口饭开始远离致癌风险——这些朴素愿景的背后，是一部关于“中国癌”从精准打击到全程管理、从疾病治疗到生命关怀的完整叙事。而这，或许正是中国消化道肿瘤防治留给未来最宝贵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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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链接：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消化道肿瘤防治的“突围战”与“中国智慧”